(转载)薛忆沩新短篇《女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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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忆沩的最新短篇《女秘书》，发表于《新世纪》周刊 2011年第6期，2011年02月14日。

从“所以”开篇的小说并不多见。但薛的小说时常如此，这是他想要的“惊心动魄的入口”。他的口气还是一如既往的冷静和疏离，让人忘了这只是个平淡无奇的小说题材。短篇里有很多薛忆沩惯用的小花招，比如对常用状语的引号强调，比如对时间线索一丝不苟的组织。甚至还有对他自己十几年前的小说《出租车司机》的呼应。

薛忆沩和王小波曾经同获一届台湾《联合文学》文学大奖。最后一个成为神像，另一个成为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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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她必须离开这座城市，这座突然变得粗暴的城市。但是，她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最后会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座小镇上安顿下来。她新买的房子建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山丘上。从卧室的窗口，她既可以看到日出，又能够看到日落。她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她有一个可靠的丈夫。在三十九岁那一年，她生下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她现在惟一担心的，是这个孩子长大以后也许不会用她自己的母语与她交流。

　　她是二十五岁那一年走进这座突然变得粗暴的城市的。那“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她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这样想。儿子出生之后，她的体态和心态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她的许多想法也随之改变。她不像从前那么绝对和武断了。她现在会想，她来到这座城市“好像”是一个偶然事件：有一天，她在大学里的一位同事与她谈起了这座兴建中的城市。他谈起有人托他为那里的一家公司物色一位英语翻译。他问她有没有合适的人可以推荐。她推荐了自己。那家公司的老板与她进行了一次简短的电话交谈，他显然对她非常满意。而他为那个职位定下的待遇令她哑口无言。报到的时间在他们第二次更简短的电话交谈中确定了下来。

　　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她在故乡熟悉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骑车。她想象着远处的城市，憧憬着未来的生活。她很激动。多年以来，她一直想离开那座她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城市。她在那座古老的城市里出生，又在那里度过了全部的学生时代，然后，又在那里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她就有一种很深的厌倦感。不是厌倦工作本身，而是厌倦在一座自己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城市里工作。

　　她在那座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城市里甚至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她喜欢独处。独处的时候，她觉得自由，觉得充实。熙熙攘攘的人群反而会让她感觉孤独。这大概是父亲的突然去世在她的生命中留下的痕迹。父亲死于一次车祸。那是一次毫无意义的出行。那“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她一直都这么想。她永远也不会改变这种想法。那偶然事件几乎使她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她爱她的父亲。她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要去开批判会，批判别人或者被别人批判。出门之前，他总是将她抱在膝盖上，对她哼唱起她百听不厌的《志愿军军歌》。对她来说，那种亲密的场面是“亲密”这个词的全部的含义。她还记得，母亲好像很不喜欢她和她父亲之间的那种亲密，她会很不耐烦地催他赶快出门。他好像非常怕她的母亲，而母亲却从来都说事情其实正好相反。她不知道父母的关系为什么那么紧张。她还没有来得及问这个问题，就发生了那场荒唐的车祸。父亲的突然去世几乎使她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

　　每次想起父亲，她都会有一种对生命强烈的冲动。她特别羡慕父亲年轻的时候有机会走得很远。是的，他曾经去过朝鲜。他在那里变成了知名的战地记者。他的许多报道曾经令当时的年轻人兴奋和激动。母亲就是那些年轻人中的一个（她当时还只是一个中学生）。她记得母亲曾经说过自己关于那场战争的全部知识都来自父亲的报道。她最开始觉得那是对父亲的赞扬，后来她觉得那是对父亲的抱怨。她不知道父母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爱她的父亲。这种爱让她无法理解父母之间的关系。

　　她特别羡慕父亲曾经有机会走得很远。她记得他有一次跟她解释“人生之旅”的道理。他说，目的地与终点其实经常是不一样的。他的很多说法对她来说都过于深奥。比如他说：“有时候，目的地比终点要近，有时候目的地比终点要远。”比如他又说：“没有目的地的人生可能有最远的目的地。”直到从父亲的遗体旁走过的时候，她才突然明白了父亲说过的许多话，包括在她决意报考英语系的时候，那句让她非常迷惘的话。“英语曾经是敌人的语言，现在却成了朋友的语言。”她父亲说，“这就是生活：好像什么事都发生了，又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她也想有一个最远的目的地。她想用生命来行走，用一生来行走，走得很远，走得更远，走得最远。生活在那座她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城市里，她深受恐惧的折磨。她总是担心自己会突然死去。死在一座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城市里，在她看来，好像是从来没有活过一样。所以，她选择了离开。离开的前一天晚上，她在故乡熟悉的街道上漫无目的地骑车。她想起父亲。她相信他的灵魂会欣喜地引导着她或者尾随着她。她相信他对远方本能的向往是对她永远的祝福和夸奖。

　　三天之后，她就在这座城市中心最高的那座大楼第二十五层的一间办公室里坐了下来。可是，新工作给她带来的激动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她很快就发现自己在公司里的身份其实并不是“翻译”：她的工作看上去比“翻译”要简单，做起来却显然比“翻译”要复杂。她的老板向别人介绍她的时候，称她为“女秘书”。她从来就看不上“秘书”这种职业。她更不明白为什么要在“秘书”前面加上她明摆着的性别。是的，她慢慢习惯了自己的这种身份。不过，这新的身份却大大降低了她对这座新城市的热情和她对未来的憧憬。她开始觉得，虽然自己离开了那座从来没有离开过的城市，却并没有走得很远。她的身体慢慢有点发胖了。她的英语渐渐有点荒疏了。她倒是很快学会了广东话。她开始用广东话与客户沟通的时候，她的老板对她大加赞赏，说她的语言能力极大地提高了公司的竞争力。

　　她对这种赞赏不以为然。对语言，她有很强的等级观念：英语位于她的语言阶梯上的最高一级。但是，她并没有外露过自己对英语的怀念和对英语水平下降的不安。她将英语变成了私人空间的一部分。那本《理智与情感》就放在她办公室的抽屉里。午餐之后很短的休息时间里，她会关起办公室的门，轻松地读几页她已经非常熟悉的文字。那通常是她一天之中最快乐的时光。那些文字有时候会将她带回到她的大学时代。那本精装的奥斯汀小说是她三年级时的外教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同学们都以为那个来自布莱顿的英国青年喜欢上了她。但是后来，他却与她在班上最要好的朋友结了婚。这亲身的经历有时候让她觉得生活就像是一部小说。

　　她在来到这座城市的最初几个月里经常收到朋友和学生们的来信。学生们在用英语写给她的信里用了一些她已经非常生疏的词语（这强化了她对自己英语水平下降的不安）。学生们说大家都非常怀念她。她的英语语法课曾经是她任教的那所大学里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同时，学生们又都说，所有的人都佩服她的能力和勇气。她辞去稳定的工作，只身去一座听起来像神话般突然兴建起来的城市里闯荡，这在她曾经任教的那所大学里引起了不小的波澜。

　　她很惭愧新的工作并不需要特别的能力和完全不需要任何的勇气。她的一部分工作是收信和回信，接电话和回电话，以及将来往公文分门别类等。她不喜欢工作的这一部分。而她更不喜欢工作的另一部分，因为她不喜欢应酬。她的老板每次与客户吃饭都要求她陪在一起，他说这属于她的工作。她不能拒绝，但是她很不喜欢。她不喜欢他们谈话的方式和他们谈话的内容。有一次，一个客户凑到她的跟前夸奖她漂亮。老板在一旁谦让地说：“哪里哪里，你的那位更漂亮。”她觉得他们是在谈论各自的财产。她觉得那很无聊。

　　她觉得那很无聊。她离开餐桌，走到了舞台上。巨大的电视屏幕上正滚动着一首很流行的英语歌曲的歌词。她拿起了话筒。她的歌声惊动了在场的所有人。许多年以后，在焦急地等待着丈夫从波士顿回来的那个黄昏，她突然意识到是那天的歌声改变了她随后的生活。她有点后悔。她不应该那样草率。她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草率。那一天，丈夫回来得比计划的晚了很多。他说机场附近的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他的车在那里堵了很久。

　　她当时并不认为那是一个草率的举动。在听到许多赞扬之后，她解释说，她的嗓音是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她马上就后悔提到了自己的母亲，因为她不想回答任何关于她的问题。她不想回答说，她的母亲受到她父亲从前线发回的那些报道的鼓舞，后来也参了军，在部队文工团里做歌唱演员；她不想回答说，她的父亲和母亲在一起生活得极不愉快，他们每天都会要争争吵吵，经常只是为了很小的事情；她不想回答说，母亲在她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终于与父亲离婚，并且马上与她当年在部队的一位首长结婚，搬到另外一座城市去了……她不想回答任何关于她母亲的问题。

　　在她走下舞台之后的第二天晚上，她的老板邀请她单独去旋转餐厅吃饭。她极为疲劳，没有什么兴致，可是她没有拒绝。她的老板照例让她点菜，他总是说他喜欢她点的菜。点完菜之后，她的老板突然非常严肃地谈起了自己的妻子。他说他越来越反感她了。她不想进入这样的话题。她将视线移开，盯着站在餐厅门口的那两个正在窃窃私语的服务员。可是她的老板坚持说下去。他说他的妻子没有什么品味。她很想提醒他说：“你也没有什么品味啊。”但是她没有。她仍然盯着那两个服务员。她听见她的老板非常严肃地提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与妻子同过床了。她将视线移回来，发现老板的眼睛正直直地盯着她。她当时一点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自己提那样的事，还用眼睛直直地盯着她。她已经熟悉了公司的许多秘密，已经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任何热情和敬意了，但是，她对他多少还有点尊重。这种尊重让她忽视了那句话的重要性。几个月之后，当她已经完全不再尊重他的时候，她才突然意识到了那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它无疑是她在这座城市生活中的一个显眼的路标。

　　在接下来的那个周末，她的老板又邀请她单独去晚餐，他说他想跟她谈一谈最近的工作。她仍然没有任何兴致，但是仍然没有拒绝。很多年之后，她非常后悔自己的没有拒绝，因为刚刚开始上菜的时候，她的老板又提起了他的妻子。他说她从来就没有关心过他。他说他从来就没有喜欢过她。她对别人的家事真的没有任何兴趣。“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她问，“这与工作有什么关系？”

　　“你还不知道吗？”她的老板眼睛直直地盯着她。

　　“我什么都不想知道。”她平静地说。

　　她的老板突然一把抓住了她的手。“我喜欢你啊！”他冲动地说，“这你应该知道。”

　　她将手抽回来。她想离开，但是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冲动。她的老板开始不停地表白。她没有说一个字。她也没有吃任何东西。他喝了很多酒，最后根本就站不起来了。她搀着他走出餐馆。他激动地说他不想回家。他说他没有家。他说他要去办公室，办公室就是他的家。她非常不安。她从来没有那么晚去过办公室，但是她又很不放心她的老板的状况。她叫住了一辆出租车。那辆出租车的司机不肯载送他们。他开始说他们会弄脏他的车，后来又说他要去找他的妻子和女儿。她没有理睬他的解释，强行钻进了出租车。

　　在下车的时候，她塞给出租车司机一张整钱。她说不用找零钱了。她发现出租车司机的眼眶里含着泪水。他一路上一直都在说他的妻子和女儿已经两天没有回家了，他要去找她们。

　　她搀着她的老板走进大楼，走进电梯，走进办公室。她将她的老板扶到沙发上。他嘟囔着说想喝点水。她给他倒了一杯水。他接过杯子，却只是轻轻地呷了一口。他下咽的动作显得非常痛苦。她蹲下去，茫然地看着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突然，他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吐到了她的身上。办公室里顿时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

　　那是她第一次在办公室里过夜。她的老板在那个夜晚流下了许多眼泪。他说他早就想跟他的妻子离婚了，他们感情的破裂是他们自己的事，跟她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说，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到她的声音，他就像遭了电击一样。他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要成为她的俘虏。他还提到了她惊人的歌声。他说她的歌声在一刹那之间就彻底地改变了他。他觉得自己应该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应该马上就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那是一个失眠的夜晚。她想起了她的父亲。她在温热的夜色和浓烈的酒味中低声与他交谈。她与他谈论他的终点和目的地。她说也许他的那些战地报道就是他的目的地。可是，她的父亲说他从来就不满意自己的那些报道。他说与他见过的场面相比，他写出的场面就像是一杯白开水。她爱她的父亲。直到她三十九岁生下她的孩子之后，父亲在她心中的地位才被新的生命取代。在那个失眠的夜晚，她激动地肯定她的爱惟一地属于她的父亲。她发誓她要用一个女人最纯洁的心灵去爱他。当她的老板粗暴地闯入她的身体的时候，她就这样悄悄地发誓。

　　她从来没有敦促过她的老板与他的妻子离婚。她知道自己不可能成为他的妻子。准确地说，她不愿意成为他的妻子。她将与他在一起的私生活也简单地视为是她工作的一部分。因为工作量的增加，她觉得突然加薪也理所当然。可是，她在那个失眠的夜晚之后，就开始强烈地厌倦自己的处境了。她想离开，不仅离开这个公司，还离开这座城市。她甚至想离开她的祖国和她的母语。她拥有另外一种语言。这是她的资本。英语给她带来过虚荣，她肯定它也能给她带来实惠。她相信她能够在不同于母语的语言中找到自己热爱的生活。

　　她开始找出各种理由避开络绎不绝的饭局。她想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她想写下一点东西，就像在学生时代一样。她有了任性的资本和勇气。随她的老板去外地出差的时候，她经常以疲劳为理由，避开晚上的应酬。她独自躲在酒店的房间里，享受宁静的时光，享受与工作和老板的分离。只有在那一段自由的时间里，她不是“女秘书”。失去那种令她憎恶的身份，她觉得充实和富足。她好像有了最远的目的地。她懒散地坐在酒店房间的地毯上，写下自己的一些感受。有时候，她还写下自己与父亲的交谈。“我越来越不满意自己的生活了。”她这样告诉她的父亲。她羡慕他年轻的时候走得很远。她说她也很想走得很远。她甚至想走得更远。

　　她有一天忘记将笔记本收好就倒在沙发上睡着了。她不知道她的老板是什么时候回到房间里来的。她被他粗暴地推醒的时候，一眼就注意到了自己的笔记本被攥在他的手里。她伸过手去，想将笔记本拿回来。她完全没有想到，她的老板竟用笔记本在她的脸上狠狠地抽打了两下。她被这突如其来的粗暴激怒了。但是，她马上就冷静下来。“把它还给我。”她冷静地说。他没有按照她说的做，而是气急败坏地将笔记本撕成了碎片。“我对你这么好，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她的老板气急败坏地说。说完，他将笔记本的碎片都扔进了抽水马桶里。

　　她强忍着眼泪。她提醒自己绝不能在一个自己不怀敬意的男人面前流下眼泪。

　　“他是谁？”她的老板揪住她的头发，吼叫着问。

　　她没有回答。她紧闭双眼，就像每次他趴在她身上时一样。她拒绝与他有目光的交流。她不想看见。她拒绝看见。

　　她的老板粗暴地摇晃着她的头。“你竟这么爱他。”他吼叫着说，“可是你从来没有说过你爱我。”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突然尖叫着说：“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

　　她知道她的老板只能够从她用英语记下的感受中辨认出几个简单的单词。但是，她不想解释。她不想告诉他，在笔记本里，她所“爱”的那个“你”是她的父亲。她什么话也没有说。她相信只有沉默能够帮助她消化这突如其来的粗暴。

　　她的老板将她粗暴地推到沙发上，然后粗暴地冲了出去。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才改变自己的姿势。她将头埋在手心里。她的思想支离破碎。她想到了自己在这座突然变得粗暴的城市里度过的一些愉快的日子。她想到了自己阴暗的未来。她非常担心她自己。她不知道应该怎么办。零点左右，她又开始担心起她的老板来。她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她甚至还有点责怪自己没有回答关于“他是谁”的问题。她又有了一个失眠的夜晚。

　　第二天清早，她的老板才被几个朋友送回来。他们说他昨天晚上又喝醉了。她让他们将他放倒在床上。她为他盖上了一条毛巾被。他睡了整整一天。她一直守在他的身旁。她的思想清晰了许多。她想等他一醒过来就马上告诉他，她想离开。她告诉了他。他说那绝对不可能。他说她的离开就等于是她对他的杀害。他说他会因此而先杀了她。

　　一个星期之后，她离开了公司。她在碧波花园找到一套很小的公寓住下。她的老板没有因为她的离开而遭“杀害”。他也没有去寻找她，杀害她。

　　半年之后，她得到了美国的学生签证。临行之前，她回了一趟老家。她在父亲的墓碑上摆放了一枝玫瑰花。她还隐隐约约能够记起一些自己在笔记本里写下的话。她向他重复了她对他的思念和爱。她甚至有一种很奇怪的预感。她预感，在远方，在未来，也有一场车祸在等待着她，将她送到生命的终点，让她与最爱的人相见。

　　但是，她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最后会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座小镇上安顿下来。她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三十九岁那一年生下一个活泼可爱的儿子。她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强烈地希望这个孩子将来能够用她的母语向她提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她有没有爸爸，比如她来自什么地方。

从未去过的城市

隐现的世界 | | Shout (0)

Coil，北岛和其他

我听过, 我看过 | | Shout (1)

虚构的死亡

我发呆 | | Shouts (3)

我见过两次虚构的死亡。一次是薛忆沩笔下的广州总督。在一次臆想的暴乱即将发生之前，传教士真实的死亡迫使总督“自杀”了。在这个策划的死亡的背后，总督和他年少的恐惧，忠诚和民间流传的反对传教士的小册子在深山里消失。另一次是电影《极度寒冷》。主人公在夏至日以卧冰死亡作为他生命的最后一个行为艺术作品。“死”后两个月，隐居在谎言里的他自杀。

死亡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机能衰竭或者解体为能。死亡的真相是一个实物的消失对它周围世界的小小扰动。所以“虚构”的死亡和真实的死亡是一样的。它的意义仅仅在于环境对这个事件的反应。所以在虚构的死亡以后，他们的生活变得虚无和极度脆弱。我想死亡只不过是可以被替换的物理概念。我是在走过教堂的那个时刻想到这些的。啊请宽恕我。

最后是有关语言的。我在想语言的极限在哪里。图灵机？正则语言我是知道的，然后上下文无关，上下文敏感，递归，递归可列，图灵机表达一切。但说到底人类语言具有一套有约束的语法，是不自由的。语法以外图灵机就没戏了。感性地讲，比如古诗词的那种意境“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如果这就是极限，那它到底是表达了还是不能表达呢？我总在这种情况下陷入矛盾的困境。它对于我，有时像是表达的极致，有时又好像是象征的开始。我发现我用语言已经“不能表达”我的意思，这真是个困境。

薛忆沩:”虚构的告别与迟到的发现”

我看过 | | Shout (1)

都说了我是薛忆沩的头号粉丝。高中看了他的《遗弃》，那“就像一次成人礼”。最近读到的是发表于书城二零零四年五月号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我都傻掉了。

下面这个是《广州暴乱》。 无转载许可。

一切真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克罗齐

现在，我已经非常虚弱了。我知道我的生命很快就会走到尽头。我要用这最后的一点时间写下我的忏悔。这将是我一生当中与语言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关系。语言如同妓女，我一生当中不断地进入它，不断从这种进入之中得到快感和满足。可当最后一次走进它的时候，我很清楚，自己什么也不可能得到。我并不需要什么，甚至我也不需要被原谅。但我需要忏悔。忏悔将给我最起码的支持，使我能够克服孤独带来的恐惧。现在，我十分孤独。因为我刚刚埋葬了我的仆人。这个跟随过我将近三十年的仆人在最近这十年之中是我唯一的交谈对象，甚至可能是我唯一见过的人。每天，我都给他编一个故事，他也给我编一个故事。然后，我们根据故事的好坏决定我们的输赢。我们就靠这样的游戏来克服与世隔绝的无聊和寂寞。现在，参与游戏的另一方已经离去了……在这阴冷的房间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如此揪心的孤独。我知道，那个曾经活着的“我”已经随着我的仆人一起离去了。我好象只是作为一个动物还继续存在在这个我几乎已经感觉不到的世界上。我知道，时间之所以仍然努力支撑着我的感觉是因为我还需要忏悔，忏悔我所经历过那一段我不愿意经历的历史。

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那个曾经活着的 “我”——那个盛名远扬的总督，十年前就已经死去了。他的仆人也下落不明。极少数知道我还活着的人为我安排了一个虚张声势的葬礼。葬礼之后，我的灵柩被运往我在北方的老家。我看着我的灵柩从我的眼前缓缓经过。我为它流下了绝望的眼泪。我的仆人也流下了眼泪。他也许在为自己不能够亲自安葬自己的主人而伤心。他一定想象不到十年之后，是我亲自安葬了他。这十年之中，尽管他仍然周到地照料着我的生活，可我们的关系已经超出了主人和仆人的限度。我们是相依为命的朋友，又是那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延续的游戏之中的对手。

葬礼之后，我们经过精心的安排，在离广州有两天路程的一座偏僻的小山村里安顿下来。那些知道我还活着的人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座简陋的房子。最初的几个月，他们还不时送来一些食品和一些消息。我知道传教士们又被允许在广州自由活动了。他们还要求新上任的总督立即调查事件的经过，迅速向传教团公布调查的结果并严惩肇事者。新上任的总督自然将一切都归咎于我和我的副手。因为我们已经死了，所以传教士们的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但这位总督拨重款重新安葬了事件中的受害者。加上他与皇帝宠信的那几位著名的传教士在京城时有过密切的交往，事件很快也就平息下去了。以新总督的智力，他一定知道我还活着，可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表露过对我的死的怀疑。我死了比我活着对他更有意义。而他也并不在乎我是不是已经真正死去。这是他对我的最大的恩赐。我猜想他一定非常理解我在任时所经历的一切困难。现在他处在同样的位置上，他肯定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当然以他的智力以及他对事物的看法，他会将一切都处理得很好。好了，还是回到我自己的生活中来吧。几个月之后，就不再有人来看望我们了，食品和消息也都突然中断。我们带来了足够的钱，生活当然没有问题。我也对消息失去了兴趣。我知道，到这时候，新的生活才真正开始。因为我们已经被人们遗忘了。我们将在这与世隔绝的状况中生活。这种生活持续了整整十年。昨天，我刚刚埋葬了我的仆人。他的离去将我们共同的生活带进了坟墓。

现在让我回到这十年之前的那一段时间里去吧。那时候我是这个省的总督。我的主要任务是保卫领土的完整和人民的安全。威胁来自海上。西班牙人已经在菲律宾安顿下来了，可谁都知道，他们的野心决不会安顿在那里。更直接的威胁是，葡萄牙人已经在澳门站稳了脚根。虽然他们仍然接受我们的管制，但这种管制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它正在蜕变成为一种交易。我与这些西方人没有任何接触，可我对他们却十分反感。我不太清楚这种反感是怎样产生的。也许是因为他们给我带来了一种危险的责任吧，一种既要亲善他们又要防止他们的责任。这种责任使我的地位变得非常敏感。每一个决定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考验。这种紧张的生活令我十分疲惫。

疲惫使我心灰意冷，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我想到过要离开这个敏感的省份，多次托我在朝廷里的朋友们为我寻找一个新的位置，但一直没有找到。我必须继续忍受这种疲惫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了那本在外面已经相当流行的小书。那本书令我突然亢奋起来。它使我作出了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现在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不仅仅它本身非常错误，对我个人的生活来说，它也是致命的一击。我想忏悔的并不是这个错误，而是我纠正错误的努力。我的努力并没有将错误纠正过来，或者说并没有使我象我开始打算的那样逃脱错误对我的损害。相反，它增加了我的错误的份量，在我已经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将我——那个作为总督的“我”置于死地。而我自己也被迫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在那本小书之前已经有两次事件在营造气氛，好象有意将我引向我的那个决定。首先是荷兰海盗在几次成功的袭击了葡萄牙的船队之后有些得意忘形，决定攻打几个葡萄牙人聚居的岛屿，这其中也包括了澳门。当地人听到这个消息，决定在山顶上修筑一座炮台。后来，荷兰海盗冷静下来，放弃了他们的计划，撤回到新加坡的外海上去了，炮台的工程也就停了下来。当时我的下属中流行着一种另外的看法，认为在澳门修筑一个军事设施可能有其它的用途，御防海盗恐怕只是一个幌子。因为工程后来停下来了，这种看法当然不能成立。可它的确引起了我的疑心。然后是当地中国人与葡萄牙人最近的一次纷争。中国人冲击了传教士们在附近一座小岛上新修的一个小教堂。中国人认为那是葡萄牙人修筑的工事。他们冲上小岛之后，发现那的确是一个教堂，但仍然放火将它烧毁了。这次纷争后来也得到了妥善的解决。那个小岛继续由传教士们占用，但岛上树起了一个显眼的标志，说明小岛是中国皇帝的领土。尽管冲突很快被平息下去，不安和警觉却留在了我的心中。经过这两次事件，我已经有了一种要出大事的感觉。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副手将那本小书呈到了我的面前。

小书的作者是一位不太出名的绅士。他在书中激动地罗列了最近发生在澳门的一系列骚乱，然后将矛头直指当时正居住在那里的一位耶稣会传教士。这位出生在热那亚的意大利人身材魁梧，蓄着很威风的长胡须。他经常穿着中国绅士的服装在城里走动，十分引人注目。他还是城里唯一一个见到过万历皇帝的人。当地的中国人都认为这绝对不应该是一个西方人应该拥有的荣誉。这位意大利人了解中国的历史又熟悉中国的地理。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还精通中国的语言。据说他曾经协助那位被皇帝恩准居留在北京的更为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编撰过一部音韵字典，其中使用了一种很特别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这位身材魁梧的意大利人还曾经在南京居住，在那里与一些著名的绅士讨论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并深得他们的信任。这样一个人如果有野心的话，可能是什么样的野心呢？那本小书说这个人想成为中国的皇帝。一个了解中国的历史、熟悉中国的地理、精通中国的语言、并在中国各地拥有一大批追随者的身材魁梧的人想成为中国的皇帝，这听起来一点也不荒唐。据说他正在等待着一支从印度开来的舰队。舰队一到，马上就会爆发大规模的行动。

那本小书的确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它使我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正生活在历史之中。我已经听说大批的澳门居民已经开始逃亡。其中一部分逃进了广州。我没有给自己太多的时间去思考这场革命的可能性。书中的指控与我对国家越来越重的担心以及对西方由来已久的反感一拍即合。它让我立刻振奋起来。我迅速在广州附近集结了足够的军队。我又在广州城内张贴告示，严禁市民接待从澳门过来的人，尤其是西方传教士。告示也禁止一切与葡萄牙人的生意，还不允许任何人把粮食运进澳门。我还命令我的军队将广州朝向澳门方向的城门全部用石头和灰浆封堵起来。这一切都还算不了什么，它们还不至于让我蒙受巨大的风险。但是，我作出了一个更加冲动的决定，我下令拆除广州城墙外十公里范围内的全部房屋。我的军队总共拆除了近两千栋民房，有超过一万的穷人因此无家可归。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考虑，我担心有人会藏匿在城墙周围的民居里，那将使对广州的进攻变得轻而易举。我认为，要有效地组织起防御必须保证城墙外有足够的空地。在这一系列命令和行动之后，广州城里已经充满了战斗的气氛。而与此同时，皇帝也接到了我详细报告正在澳门策划的阴谋以及我采取的防范措施的奏章。但我的奏章没有引起他的注意。我早就听说我们的皇帝已经被传教士们送给他的自鸣钟给迷惑住了。那些能够制造出精巧机器的西方人在皇帝的眼里一定非常渺小，恐怕就象是他庞大帝国疆域内的几只蚂蚁。他根本无法相信他们会有取代他的野心。那本小书中的故事在他看来恐怕仅仅是贱民的想象，他一定觉得它非常的荒唐。 　　

我的奏章没有能够引起皇帝的强烈反应是我生命中最惨重的失败。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暗示。时间证明了皇帝的智慧。那位有篡夺帝位野心的意大利人整天郁郁寡欢，毫无动静，甚至连到教堂外走动的兴趣都没有了。而整个澳门因为缺乏粮食已经陷入了极端的饥饿状态。在广州城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聚集在一起，哭泣着他们的痛苦，要求补偿他们的损失。朝廷对此时的事态却反应强烈。许多人主张追究我的责任。

我之所以采取那一系列的行动，完全是出于我对国家承担的义务。我的动机是非常正直的。为什么要追究我的责任？又怎样追究我的责任？这是我感到极度痛苦的时刻。这时候，我多么希望真有一支西方人率领的队伍来攻打广州城呵。我希望有这样的进攻来验证我对事态的判断。我非常清楚，如果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在广州发生，就肯定很快会有重要的事情在我个人的生活之中发生。可是还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会在广州发生呢？正在我焦虑不安的时候，我的副手给带来了那个著名的案子。

一开始，我的副手就意识到了那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后来，他觉得事情有点难办。他说有人向他告发一个从澳门来的奸细和他的几个同伙。这些人已经潜入了广州，准备在这里组织一场暴乱。我的副手立即将这些人抓了起来。他发现那个奸细是一个正发着高烧的瘦小的修士。年轻的修士自称是第一个进入耶稣会的中国人。他的同伙是他的一个朋友以及这个朋友的两个侄儿。我的副手搜查了这几个人的行李，从中找到一些用拉丁文写的信和印的书，还找到几件葡萄牙式样的衣服。对于在广州组织一场暴乱这样重大的阴谋来说，我的副手认为，行李中的这些发现已经是相当充分的证据了。所以他立刻刑讯了这些人。他将他们的双腿用两块木板夹紧，逼他们平躺在地上，然后让人用重槌不断猛击木板。这些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可并没有改变他们最初的说法。他们说他们是从韶关下来的，而不是来自澳门。他们下来迎接正等待在广州的一位神父去中国内地巡视各地教会的发展情况。那个正发高烧的修士还拿出了一位大臣为他写的证明信件。这封信证明了他的身份以及他在中国活动的范围和目的。这封信令我的副手觉得事情有点难办。他马上停止了刑讯，将犯人押回牢房。接着他还听说此案的原告其实是这位修士的朋友，也曾经入过教，只因为这位修士拒绝了他借钱的要求，才借机告发了他。这一下，我的副手觉得事情更加难办了。

（也许我应该说明一下，在关于事件的叙述之中，我混用了“这”和“那”来指人指物指感觉。这是因为当我回忆事件的时候，它有时候离我远，有时侯又离我近。十年之后，我一直把握不住自己与整个事件的距离，我希望没有人会在乎我在忏悔时的这种混乱。这种混乱还将继续下去。） 　　

我坐在花园的石凳上仔细倾听我的副手陈述事情的经过。我知道他与我一样，急于想要证实的确有危险的事情将在广州发生。我们还需要证实我们前一段所做的一切都毫不过分。我们需要证实我们的正直。我们担心我们的城市（事实上也就是我们的国家）被人侵犯。我们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同时，我们也有足够的智慧，我们对事态的判断一点也没有出错。所有这一切我们都急于想要去证明。我知道我的副手跟我想得一样。于是，听完他的陈述之后，我非常肯定地对我的副手说：“从韶关来可能是谎言。证明信也可以伪造。那样下贱的原告，还留着他干嘛？” 　　

我的副手完全领会了我的意思。他将我们迫切需要的这个阴谋命名为“广州暴乱”。当天晚上，他把原告请到他的家里与他探讨有什么办法能够让那个奸细更好地招供。原告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我的副手在送走原告时很肯定地告诉他，他将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充满感激的原告在回家的路上被一伙人用乱刀捅死，被塞进一只麻袋，被扔到了白云山里。 　　

第二天，我的副手再次提审那几个犯人。他已经不再犹豫了。他肯定地告诉那一伙从韶关来的人，他们无疑来自澳门，而他们的证明信是伪造的。我的副手严厉申斥那个修士，让他尽快交代他们准备在广州发动暴乱的事实。那个重病的修士低声争辩了一下。他说他的确是从韶关下来的，那封证明信也的确是真的，他说上帝不允许他撒谎。他的争辩给他带来了一阵鞭打。皮鞭抽打在他单薄的肩膀上。这时，我的副手突然示意停止鞭打，他很神秘地问：“你是不是买过药？”年轻的修士迟疑了一下，显然不大理解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对，我买过药。”他最后低声说。 “很好，你终于承认了。”我的副手接着问，“你们准备在哪里引爆？”年轻的修士恍然大悟，立刻争辩说：“我买了治病的药，不是……”他的争辩又给他带来了一阵鞭打。“我再问一次，你是不是买了药？”我的副手又问。“我买过，但不是……”年轻的修士昏迷过去了。“好，你们已经承认了犯罪的事实。”我的副手命令将犯人压回牢房，等待第二天的判决。他马上着手准备关于“广州暴乱”的奏章。在这份报告中，他提到了奸细已经承认在广州买过炸药的事实。 　　

第二天，我亲自提审了那几个犯人。我刚看见那个年轻的修士时感到了一阵难过。他只有三十三岁，看上去比这个年龄还要年轻。很快，一种极端的愤怒从我心中喷薄出来。那也许是对我心中那一阵难过的愤怒吧。我大声命令给他们每人一百鞭，要狠狠地打。那是我在提审过程中说过的唯一的一句话。我目睹着皮鞭抽打在他们的身体上，感到一种很深的快感。这种快感洗尽了童年时代起就一直依附在我心灵中的一种仇恨。那是对世界的仇恨。有一个冬天，我因为一个小小的错误被父亲关进一间漆黑的房子里，关了整整一夜。那一夜，我对世界充满了仇恨。我发誓要报复这个凶狠的世界。后来一帆风顺的生活使我淡忘了童年时代那个夜晚的誓言。当鞭子重重地抽打在那几个犯人身上的时候，我立刻重温了那一夜的仇恨。仇恨也才获得了彻底的释放，我也才感到了那阵很深的快感。 　　

接着，我的副手对犯人进行了宣判。那个年轻的修士和他的同伙被判处死刑。那个同伙的两个侄儿被判终身苦役。死刑定在第二天执行。而年轻的修士在当天返回牢房的途中就断了气。我的副手要求将他单独埋葬在一个废弃的矿井里，与其它死囚相区别，以便将来朝廷的人能够随时复查。他还要求就让年轻的修士带着枷锁，穿着囚衣下葬。他说对这样的暴乱分子就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羞辱他。我的副手将这句话也写进了关于“广州暴乱”的奏章。 　　

后来我听说在传教士中间，没有人认为这种下葬的方式是一种羞辱。相反，他们认为，这种受难的下葬方式是一个基督徒最高的荣誉。他们还发现他们的这一位兄弟遇难的时辰与耶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辰一致。他们相信这样的死是上帝的恩赐。当然他们并不会因此而放过我。虽然这样的死是上帝的恩赐，造成这种死的人决不是上帝的朋友，而是上帝的敌人。他们同样准备了一份详细的奏章，想通过他们在皇帝身旁的那些兄弟们进呈到皇帝的手里。 　　

这两份内容相反的奏章都还没有抵达北京，我的继任就已经从那里出发了。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我听说他也对几何学发生了兴趣。我的副手听到我的继任已经上路的消息就在家里服毒自杀了。我很清楚我的继任最初的使命就是彻底调查在澳门和广州发生的事情。当然，朝廷还不知道“广州暴乱”的情况。但毫无疑问，我们刚刚处理完的这个案子不仅不会洗刷我在处理澳门事务上所犯的严重错误，相反，它会加重我的罪名。“广州暴乱”会被当成是我的虚构（或者说我的又一次虚构）。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出我想借此逃脱前一次过错的动机。我必将受到双倍的惩罚。除了自杀，我还能够选择什么呢？ 　　

我选择了自杀。可是与我的副手不同，我并没有因为自杀而死。死去的只是那个即将卸任并且一定要为两个重大的错误承担责任的总督。一切都经过了精心的安排。我在自杀身亡之后又活了整整十年。这十年之中，我的生活仍然由我的仆人料理。现在他已经不在了。我相信自己很快也会死去，因为我完全不会照顾自己的生活，一辈子都不会。在这十年之中，我经常会回想起自己作为总督的最后那几个月，想起那一场“广州暴乱”。我仍然认为我在读到那本小书之后采取的那一系列防范措施并不过份。我那样做完全是出于我对国家的责任感。那正好是我这个人正直的证明。我的错误在于当人们都认为那是错误的时候，我所选择的逃避指责的方式。那个年轻的修士的死当然应该由我负责。如果他不在那种敏感的时刻来到广州，他现在应该还活着。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在受刑时安详的表情以及我在他受刑时所经历的快感。我肯定是我造成了他的死。我肯定他是无辜的。我和他完全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面的人。我们只是在历史之中偶然相遇。可他为这相遇付出了生命。那个总督也为这相遇付出了生命。历史之中为什么要有如此残忍的相遇呢？历史又是什么呢？我后来常常思考这样的问题。当我读到那本小书的时候，我的精神为之一振，我强烈地感觉到了历史。而现在，经过这十年与世隔绝的生活，我才知道我原来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过是一种假象。时间变幻着这些假象。现在我肯定，其实历史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我们对于假象的幻觉。也许历史可以被看成是这些假象的垃圾堆吧，那里散发出人类生活的恶臭。

有一次，我的仆人问我是不是愿意回广州去看看，他说危险早已经过去了，人们已经不记得我们了。人们的确早已经忘记那个自杀的总督了。这正好是我不愿意回去的原因，因为人们已经失去了对我的记忆，已经无法从人群中将我辨认出来了。我为什么还要回去？现在我甚至觉得，我为自己延长的这十年的寿命也毫无意义。除了游戏之外，我的生活之中什么也没有发生。每天我们都在虚构中游戏，在游戏中虚构，故事维持着我们的生活。真的，现在我觉得，我真的应该在十年之前与那个自杀的总督一起下葬。 　　

现在我已经非常虚弱了。我知道我的生命不可能再持续多久。我不知道黑夜是什么时候降临的。现在我完全笼罩在黑夜之中。我在黑夜之中继续写下我的忏悔。我没有丝毫的恐惧。我突然又想起了童年时代的那个夜晚，我被父亲锁在一间漆黑的房子里。那时候，我对黑夜充满了恐惧。因为那种绝望的恐惧，我甚至发誓要报复这个世界。现在，我竟对黑夜充满了感激。现在这无边无际的黑夜竟是我的需要。它给我带来了从没有过的平静。我希望它不再离开我。我希望它用力包裹着我，使我不再受阳光的侵扰。我甚至希望它能够将我吞噬，让我永远逃离过去的伤害。如果神能够接受我的忏悔，它就应该用永远的黑夜来证明它的恩典。

真的，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写下去了。我应该马上结束我的忏悔。我要向曾经迷惑过我的语言告别。我已经没有力气再一次深入到它的体内，从它细腻的颤动中获得难以忘怀的快感。我要躺下来了，我要在这无边无际的黑夜之中躺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