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决定回家。系楼外开阔而明亮的空间令他眯了一下眼睛。狂风推着头顶的云层迅速移动，它们在地面布下奇特的光影。这真是个气象万千的清晨，X想。他的目光落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上。他叫不出它的名字，但他一定见过它。比方在东柏林的一个有轨电车站旁。那时他和J正在等车。J费劲地把面包塞进嘴里，然后问：“那你以后会去哪里呢？” X想了一下说，大概是旧金山吧。“我知道。” J喝着咖啡，把面包咽下去。X又说其实柏林也不错。“是啊，我喜欢这里。这个城市就像那棵树一样复杂。” 这时X注意到了J说的那棵树，它正迎风招展。X不置可否地点点头。他认为其实树并不复杂，它们只是分形的结果。“也许我们都能呆在柏林。” J看了看表，站起身说，“我们不能再等车了。我们直接去火车站。”

然后他们离开了那棵树。而此刻，X无法证明或者证伪眼前的这棵树不是东柏林有轨电车站的那棵树。J不在身边了。街上甚至没有行人。他突然觉得很可惜。他们都无法看见清晨的这棵树。既然没有看见，他们怎么能够证明或者证伪它正存在着？这个世界是不可知的。由于这种不可知的打击，X对自己失去了信心。于是多年来他生活在单调中。他把自己交给时间，昼伏夜出地隐居在这所大学。他试图用规则机械的运动来熄灭他对世界的狂躁的想象。而X清楚这本质上是一种更为复杂和隐秘的生活。它是J眼中有轨电车站的那棵树。

X再次陷入了狂风的包围。他狠狠地拉低了帽檐。流体复杂的运动轨迹总令X心烦意乱。学术上如此，生活中也是如此，尤其在这个常年刮风的小镇。X突然又想到了那次戛然而止的关于去向的对话。他明白其实那不是一次关于去向的对话。也许真应该为它找一种解释，他想。两天后X将搭乘火车北上芝加哥。他将和狂风一起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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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季节的演出突然多起来，芝加哥每晚都很精彩。音乐青年们天黑以后出动，他们从城市的各个角落穿过广场，拐进暗巷，街角闪亮的霓虹招牌下已经有人悠闲地吸烟聊天，演出即将开始。我还是背着我的书包，穿行于各条地铁线，手握地图也偶尔迷路。十一月的第一天，蓝线坐到洛根广场下，目标音乐厅，冰岛的múm 九点登场。

演出前照例是查身份证，要喝酒的同志们去领小纸条。我不喝酒就去占领有利地形，前面不能有太多人头，站在中央可以看到全景，稍微偏些脖子更舒服。音乐厅在一幢不起眼的陈旧建筑二楼，像废弃的仓库，黑乎乎的大厅后面有个小酒吧，前方是舞台。舞台上满地的乐器和电线在灯光下闪闪发亮。演出的暖场是个唱作人，高高的个子，金发，弹着吉他浅唱低吟。一切都好，只是场地里挤满了múm 的粉丝，他们蠢蠢欲动缺乏安静听歌的耐心。也许是前排摄影师在调试相机，是身边情侣的低声谈笑，或者是音响师的心不在焉，暖场乐手的表演时间总是充满着嗡嗡的响声。

暖场结束，演出真正开始之前的等待永远是漫长的。等待中我开始数舞台雕花台柱上的树叶。数到四十七，台上的灯开始闪，四周爆发出热烈的欢呼，múm 笑咪咪地上台了。七个人，一个必不可少的苹果机，小心绕过脚边的电线，拾起乐器，各就各位。Protools 制造出粗砺的机械声响，混带噼啪的小噪音，然后乐器鱼贯而入，两架口风琴，一支号，键盘响起，贝斯响起，两个小姑娘开始轻声哼唱。迷人的气氛只要十五秒，他们像魔术师一般令全场鸦雀无声。múm 是很有意思的独立乐团，在现场他们减弱了电子与合成器的运用，大部分时间是真实乐器，辅以苹果机的轻型电音，小心翼翼的节奏却藏不住得意。三首歌过后鼓声响起，空气开始加热。吉他噪音和女声合唱开始互相冲撞，键盘演奏出温顺的旋律，又被跳突的的电气节奏不断地切割。múm 音乐的张力生动地出现在这个粗暴和宁静共存的空间里。

继续往下听，演出的曲目多来自múm 九月份发行的新唱片，现场使用的乐器之多令人目不暇接。乐手不断地俯身换琴，口琴换到提琴，吉他变成班卓，不同长短的笛子，加上其他怪模怪样的拨弦乐器。大多是明亮的音色，不光是舞台左边昂首挺胸的小号手，还有频频出现的口风琴，甚至在这双倍的明亮之上，有人还要吹一段玩具笛。等到音色近乎尖利，身后隆隆鼓声若响，鼓手的手法很有趣，正，反，正，反，台上瞬间就热闹起来。至于歌名叫什么是不是新唱片不会有人在意，能表达和该表达的都在音乐里，音乐响起我们倾听，音乐落下我们喝彩，自然的交流方式已无需语言。

múm 曾经在访谈里说múm这个名字没有文字含义，只是几个字母连着写像两只甩鼻子的大象，他们觉得可爱。在台上，他们也处处流露出这样不加掩饰的童心。两个唱歌的小姑娘把琴像宠物一样抱在怀里，吉他手不时转头和鼓手做鬼脸。他们用生硬的英语向大家打招呼，每当有掌声，他们的表情就像孩子般满足。只有在演奏那些长长的曲目时，缓慢的鼓点和多声部吟唱才让人想起他们来自冰岛，他们也能冷峻异常。前段时间看一本关于冰岛音乐的纪录片，说这个三十万人口的国家却拥有90多个音乐学校，6000个唱诗班，400个管弦乐团，不计其数的摇滚乐队、爵士乐队和 DJ。我不能想象这是怎样的气氛，音乐像灯塔一样带来光明，对抗寒冷与黑暗。人们在音乐里找到欢乐，找到自由。此时此刻这种欢乐和自由就写在múm的脸上，投射到我的心里。

时间差不多了，múm 几个人拉着手深深一鞠躬，便嘻嘻哈哈地从台上溜走。大家连忙鼓掌要求谢幕。而手还没拍疼，他们自己就迫不及待地又跑上台去。全场笑呵呵看他们在台上交头接耳，有人大喊绿草通道！绿草通道！五年前世界各地的人们记住了 múm的《绿草通道》和音乐录影带里那群灯塔边飞翔的鸟。我们都希望谢幕曲里来点小回忆。台上的人没说话，提琴和口风琴互相呼应着交织出一片清澈的声响。虽然不是想要的旧曲，但也没问题。就在乐曲循序渐进时，苹果机那端突然传出生猛的techno。全场在这突如其来的techno和口风琴的拉锯战里兴奋起来，直到techno 节奏渐渐消失，若隐若现的风琴声里，一个音乐盒兀自叮咚作响。在这屏息凝神的时刻我仿佛能看到音符在空气中敏锐地颤动。当然还有台上两个小姑娘嘴角边狡黠的笑意。最后大家开心地使劲鼓掌，谁都忘了之前心里念念叨叨的《绿草通道》。

退场时我发现来看演出的大多是十几二十几岁，年轻，漂亮，每个人都笑得跟múm 一样可爱。我随着人流走向地铁站，掏出电话告诉在弗吉尼亚的朋友一定要去看 múm 的演出，那里有 Protools 和提琴交织的气氛，玩具笛子，小鬼脸，以及一切唱片里录不进去的活力。

【本文文字版权属于我，乐队合照图片版权属于李晓雷，分照图片版权属于Kirstie Shanley。本文同时刊登于杭州《都市周报》。】

年轻的共产党员搭乘火车来到这个陌生的小镇。他住在大学街的一所旅馆里。清晨他下楼喝咖啡。昏暗的旅馆大堂摆着沙发，沙发后面有个浅蓝色的鱼缸。鱼的游动使水面出现了复杂的纹理。这令他想起若干年前在大学的学生活动中心初次遇见马克 · 科尔曼先生的情形。他们坐在大厅的沙发里，面前也摆放着一个浅蓝色的鱼缸。他向科尔曼先生谈了些对毛派的看法。“他们的想法很幼稚。你知道，他们缺乏理性，不适合城市。”他还记得科尔曼先生说话时的笑意。“ ……当然第四国际也只是托洛斯基的笑话……但我们是不同的。我们显然更为实际。”然后科尔曼先生的目光落在鱼缸里。他抬眼看去，那只是个普通的鱼缸而已。

年轻的共产党员决定出去走走。推开门，巨大的光亮迎面扑来。街上几乎没有行人，他突然觉得很可惜。他们都无法知道这清晨是多么气象万千。至少他从未见过移动如此迅速的云。它们甚至令他感到晕眩。他们真应该来看看这一切。他经常没有必要地为很多人和事感到惋惜。这是个神秘的世界，他们怎能无动于衷呢？为了抗拒这种无动于衷，年轻的共产党员几年来一直生活在动荡中。他不断地旅行，搭车，与不同的人会面，他们在午夜小声而认真地交谈。而他觉得，只有极其动荡的生活才能令他平静，他在移动中才能看清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所以本质上他的生活是极其规则的。就像多年前的鱼缸。

年轻的共产党员拉了一下衣领。狂风仍然止不住地涌上来，像海浪一样拍打任何阻挡它的物体。它也用复杂的轨迹来对抗这个拥有复杂表面的世界。年轻的共产党员很满意自己对生活给出的解释。这也许是个常年刮风的小镇，他想。他要在这儿呆上几天。他突然觉得这将会是个心不在焉的任务。

我的第一张七寸黑胶碟于上周四顺利抵达公寓。同时到达的还有一张8厘米CD细碟。

凋逝的冬天 (The Declining Winter) 是 Hood 成员 Richard Adams 的个人项目。唱片限量200张，由 Misplaced Music 和 Norman Records 负责发行。R Adams想把它做成环保型的唱片，于是用唱片公司用剩下的海报纸做唱片内页，动员朋友提供照片作为唱片封面，自己动手包装贴标签。因为压片的材料聚二乙烯没法“环保”，他种了一棵树以表心意。跟B提起这个EP，B觉得这无聊透了，遂将其视作行为艺术。

由于第一次接触vinyl 7″，80mm cd和限量EP，遂扫描纪念。

看得出来他们真想环保的。邮寄用了硬纸板。

唱片限量200张，每张的封面都不一样，也就是说他用了自己和朋友的200张照片，然后一一手工贴上去。我的编号是85/200。

唱片封底。估计用了打字机？

盘面之a。唱片叫《嘻哈的未来之声，第一和第二部分》。取怪名字是他的爱好，唱片和嘻哈其实并没有关系。一共两首歌，因为我没有唱机所以还没机会听。

盘面之b。

唱片内页。用了公司以前宣传用剩下的包装纸。竟然是Idaho和Dakota Suite。Ｂ说这叫买一送二。

内页之Dakota Suite。

前50个预订者附送一张CD细碟。里面包括四个乐队对唱片的重新混音作品。

我的CD细碟编号竟然是1号。我是一号粉丝。真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