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礼拜前在我经常吃饭的中餐馆门口看到个小招贴广告，说镇上的博德曼电影院将免费放映纪录片《颍州的孩子》，届时为中国的艾滋孤儿慈善筹款。今天和小史同学一起去看了。来的人不多，不到二十个。至于中国人，加上我们俩可能才三个。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一部合格的纪录片，有大量的摆拍，口号式的独白和对白。没有声讨，没有深究，但静悄悄、略带煽情地摆出了事实。

看完以后我捐了一百大刀。想想我从来没有关心过中国的 NGO，也从来没有为中国的公益事业做出过什么。这一个礼拜的饭钱或者一个月的 CD钱，如果能给他们悲惨的童年（很多人可能活不到成年）带来一天两天的欢乐，那也是值得的。摊上这样的体制和政府是不幸的，我们逃出来，很多时候也只是骂骂咧咧，反对这个打倒那个，一逞口舌之快。一旦政府将灾难转嫁给人民，我们还不是心甘情愿地跳出来牺牲自己，去救火啊，说别人歧视啦，假民主啦，骗子啦。邪恶的人茁壮成长一边笑出声来，善良和真正需要关怀的会默默死去。

前段时间白热给我看了国内某活跃分子的一些文章。和我一样，他也曾是工科学校毕业的程序员。他的观点令我印象深刻。他说民主和自由不是他们这些激进分子能实现的。但国家需要他们，因为专治机器将忙于对付他们而腾不出精力对更多的温和的改良派人士下手。而正是那些温和人士，将会成为最后的中流砥柱。较之这里比比皆是的无耻的所谓民主人士，他们是多么勇敢和高尚。而对于我，这种没思想，没行动，连自己的命运都搞不定的IT民工，也许返回最质朴的关怀才是实际的。

看完电影和小史在附近咖啡馆吃饭。小史要申请研究生院了，前途无量的数学大牛。我呢，继续磨洋工，成天对着电脑却啥也做不出来。这个月过得浑浑噩噩，但也有很多思考，不断地想，不断地被打击。我相信这些思考是有意义，它们将令我更加正直和坚强。

演出在Schubas Tavern，离最近的地铁站还有一英里。出了地铁站我还走反了方向，所以变成一英里半。去年逛芝大时柴桦告诉我方向感是后天习得的，所以我一直练习。尽管也在进步，但这次怀疑、判断了一下，还是错了。暖场乐队已经上了，热闹的本地乐队，快乐的语调，提琴卖力地演奏。

酒馆里的热气很快烘干了我的外套，AMC的演出也开始了。Mark Eitzel 戴着礼帽，忙前忙后地调音。介绍里说他们是职业失业者，数学教师，公车司机和共产主义者。如果音乐不是职业和赚钱工具，那也就更真实些。Eitzel 爱讲笑话，再配上他笨拙的动作和表情，观众被逗得哈哈大笑。他讲音乐节里嗑药的裸体女歌迷，讲他跟男友在女装部买围巾，或者大声咳嗽吵着要水喝，在激情吉他独奏时突然被电线绊倒，演出充满了欢闹的气氛。

他们的演出单就贴在台前的地板上，我站第一排，但倒看英文字母我很不在行。基本上还是新唱片的曲目，新唱片还是不错的，情绪收敛稳重。Eitzel 的现场演唱依旧激情四溢，但少了键盘和其他修饰的部分歌曲还是欠些生动。吉他手Vudi是乐队新lineup中的另一个老成员，不苟言笑——甚至在Eitzel拿他跟Celine Dion大开玩笑时他也面无表情（顺便说，那是个很搞的笑话）。他的吉他生猛，曾经在 Swans 的北美最后巡演中担任吉他演奏。

演出结束大概是午夜了，记住了很多笑话，还有Mark Eitzel的黑围巾。在微雨的街头等地铁载我回 UIC。学生活动中心的穹顶上的旋转灯已经亮了，投射出移动的几何造型。我咬着饼干心不在焉地用MATLAB写程序。或者靠在椅背上，盯着大厅顶上那些转动的晨星。它们一直伴随着我度过漫长的夜晚，直到黎明我再次走向寒冷的街道。我是多么不愿意一天又这样地开始了结束了，多么不愿意再次进入那所谓正常的生活。但生活丝毫不眷顾失败者，它依旧这样地开始，这样地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