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Jul 05

7月15日 星期五 天气 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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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安静地看了书。两本书各看了10页,心想要是每天都这么看一会儿,俺的思想一定美得火树银花,嗷嗷。先是康德的Goundwork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结果惊恐地发现There Kant lectured on logic, metaphysics, ethics, geography, anthropology, mathematics, the foundations of natural science, and physics. 这康德还是人么?懂这么多东西,需要参加多少个课外辅导班啊。那样大概就叫火树银花吧,哎。另一本轻松些,American Minimal Music by Wim Mertens。很快我就要变成先锋音乐大牛了。

20
Jun 05

最近看完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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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完了几本电影。啊,悠闲的生活多好。

Hana & Alice 花与爱丽丝 – 岩井俊二 2004 日本

花与爱丽丝是岩井俊二的新作,讲两个豆蔻年华的少女和一个学长之间的微妙关系。内容是弱智的,思想是主旋律的,女主角是清纯的,美景是怦然心动的。比起导演上一部灰暗的作品关于莉莉周的一切,该新片简直可以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精美到令人窒息的细节是该导演的杀手锏,演着演着猛然闪出一段爆温暖的对白,哇,心中一阵感动啊。在我看来,这也是日本影片最吸引我的地方。

小武 – 贾章柯 1997 中国

小偷梁小武说,我也就是个手艺人。在贾章柯的电影里我们总能找到最真实的世界,不过地点一般在山西汾阳。于是农民、小偷和痞子、下岗工人、舞厅老板、八流歌星、不愿是中学生的中学生以及中年科长们轮番上阵。是啊,小偷也是个手艺人。大家一起走进新时代,一起感谢各级领导,一起聆听春天的故事,一起被赋予了正当甚至崇高的称谓。可到头来,大家一样忙忙碌碌,柴米油盐,上岗下岗,生活爱情,直奔死亡。

Niagara Niagara 尼亚加拉,尼亚加拉 – Bob Gosse 1997 美国

最近看了几部公路电影,这本是其中之一。一个受人虐待的男人陪着一个有精神疾病的女人,从美国出发,去加拿大寻找女人想要的黑人芭比娃娃。穿越城市和乡村,农场和田野,一路上女人靠大量镇静药品维生,直到他们的生命在尼亚加拉瀑布前止步。美国就是有凯鲁亚克笔下在路上的气质。上路,永不回头。虽然”尼亚加拉,尼亚加拉”无法和My Private Own Idaho(我私人的爱达荷)这样的公路电影媲美,但是乡谣伴着晚霞的亡命之旅也足以令人唏嘘了。顺便,男主角小时候曾经出演过风靡全球的E.T.,就是那个和ET finger touch的小男孩…

去年烟花特别多 – 陈果 1998 香港

我对草根这个词的理解,大致是来自陈果的电影。榴莲飘飘里从东北前往香港的妓女,细路祥里的普通小孩和大陆黑工,香港有个好莱坞里的拆白党和小混混,还有这本电影里的黑社会。香港即将回归,原来为英国服务的士兵们被遣散,走投无路地加入了黑社会。在97年“特别多”的烟花之下,陈果那些混着雨水、子弹和鲜血的故事开始一幕幕上演。快回归了,你还不唱支山歌给党听?老大这样调侃他的对手。嘿嘿,人们各自怀着各自的想法,聚集在路边等待黑夜的烟花绽放。

Koktebel 科特贝尔之路 – Boris Khlebnikov, Alexei Popogrebsky 2003 俄罗斯

推荐推荐,热烈推荐。身无分文的父子俩穿越广袤的俄罗斯投奔黑海滨Koktebel的姑姑家。父亲在荒野上找到了爱情,孩子固执地独自前行直至Koktebel。电影仅由几十个长镜头和零星的手提摄影组成,却毫无沉闷之感。安静,安静的气质。父子俩一路上遇到孤独的人们,他们默默地用餐,抽烟,喝酒,唯一的疯狂是森林独居的老人酒后用猎枪打伤父亲;唯一的爱情是父亲爱上了乡村医疗站的女医生。在十一岁的孩子眼里这些都无法与一路上父亲对他描述的信天翁相提并论。行走的孩子奢望飞翔,无需挥动翅膀便能滑翔数公里,这更是无与伦比。他带着地图册从乡村医疗站出走,独自来到海滨城市Koktebel,可姑姑一家却去了西伯利亚。旅程到头了,他看见了大海和信天翁。

按理这种节奏的电影我是没有耐心的。可是我很流畅地看完了这一本,并且认为我能看第二遍,第三遍。它倒是很符合我高中时代对俄罗斯的想象,那种文学作品中透出的沉静和隽永的意境。

Imagining Argentina 想象阿根廷 – Christopher Hampton 2003 美国,西班牙

军人独裁可怕吗?对于见多识广的中国人,那应该不是。那在阿根廷呢?一小部分人开始莫名其妙地失踪。当男主角的妻子被政府绑架之后,男主角开始拥有了一种特异功能,即能感应到受害者身在何处。于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想象中,男主角开始走遍阿根廷,寻找他的妻子和那些失踪的人。当然最后正义战胜了邪恶,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民主又回来啦,夫妻团聚。

美国片嘛,这种结构是必需的。人们需要英雄和民主,其间穿插着爱情,就算讲述阿根廷的事情也带着浓浓的美国特色。比如在军政府的统治下人们自由地游行着;比如主人公总是毫发无伤地穿梭于各地;比如主人公还能与政府首脑热烈地辩论…当然我们也见证了一部言之有物,制作精良的电影。煽情的音乐,利落的剪接和意味深长的独白,一下子令电影褪去了说教的意味。

09
Jun 05

Slowdive的趣味和cult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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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gg Araki去年出版了新电影,mysterious skin。真有趣,他从良了,絮絮叨叨讲着两个问题男孩成长的故事。不变的是——他在访谈中说——他的每个电影中都有slowdive和cocteau twins的歌。他继续说,甚至有些剧本的动机都是来自slowdive的某一首歌。

为了一首歌而拍一部电影,看来我肯定不是 slowdive的头号歌迷了。高三看得我神魂颠倒的the doom generation,结尾叹为观止地摆了一首blue skied n’ clear,我当场就瘫在那里了,我靠,这是什么导演…他的电影里我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slowdive,比如主人公房间里贴着Jean- Luc Godard的海报,主人公在电影课上写关于Derek Jarman的论文,郁闷地说他想念this mortal coil的唱片,诸如此类。当然这种手段不甚高明,可他好歹为了这些趣味而拍摄了自己的电影。与其说他是个独立电影人,不如说他用影像祭奠了自己(想象中)的青春。

汗,这就是cult film的典型吧。我不知不觉成了这个cult中的一份子,可导演们生产了电影,我仍然为自己的朝九晚五作准备。一阵嫉妒,一阵自卑。

09
Jun 05

薛忆沩:”虚构的告别与迟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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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了我是薛忆沩的头号粉丝。高中看了他的《遗弃》,那“就像一次成人礼”。最近读到的是发表于书城二零零四年五月号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我都傻掉了。

下面这个是《广州暴乱》。 无转载许可。

一切真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克罗齐

现在,我已经非常虚弱了。我知道我的生命很快就会走到尽头。我要用这最后的一点时间写下我的忏悔。这将是我一生当中与语言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关系。语言如同妓女,我一生当中不断地进入它,不断从这种进入之中得到快感和满足。可当最后一次走进它的时候,我很清楚,自己什么也不可能得到。我并不需要什么,甚至我也不需要被原谅。但我需要忏悔。忏悔将给我最起码的支持,使我能够克服孤独带来的恐惧。现在,我十分孤独。因为我刚刚埋葬了我的仆人。这个跟随过我将近三十年的仆人在最近这十年之中是我唯一的交谈对象,甚至可能是我唯一见过的人。每天,我都给他编一个故事,他也给我编一个故事。然后,我们根据故事的好坏决定我们的输赢。我们就靠这样的游戏来克服与世隔绝的无聊和寂寞。现在,参与游戏的另一方已经离去了……在这阴冷的房间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如此揪心的孤独。我知道,那个曾经活着的“我”已经随着我的仆人一起离去了。我好象只是作为一个动物还继续存在在这个我几乎已经感觉不到的世界上。我知道,时间之所以仍然努力支撑着我的感觉是因为我还需要忏悔,忏悔我所经历过那一段我不愿意经历的历史。

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那个曾经活着的 “我”——那个盛名远扬的总督,十年前就已经死去了。他的仆人也下落不明。极少数知道我还活着的人为我安排了一个虚张声势的葬礼。葬礼之后,我的灵柩被运往我在北方的老家。我看着我的灵柩从我的眼前缓缓经过。我为它流下了绝望的眼泪。我的仆人也流下了眼泪。他也许在为自己不能够亲自安葬自己的主人而伤心。他一定想象不到十年之后,是我亲自安葬了他。这十年之中,尽管他仍然周到地照料着我的生活,可我们的关系已经超出了主人和仆人的限度。我们是相依为命的朋友,又是那使我们的生命得以延续的游戏之中的对手。

葬礼之后,我们经过精心的安排,在离广州有两天路程的一座偏僻的小山村里安顿下来。那些知道我还活着的人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座简陋的房子。最初的几个月,他们还不时送来一些食品和一些消息。我知道传教士们又被允许在广州自由活动了。他们还要求新上任的总督立即调查事件的经过,迅速向传教团公布调查的结果并严惩肇事者。新上任的总督自然将一切都归咎于我和我的副手。因为我们已经死了,所以传教士们的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但这位总督拨重款重新安葬了事件中的受害者。加上他与皇帝宠信的那几位著名的传教士在京城时有过密切的交往,事件很快也就平息下去了。以新总督的智力,他一定知道我还活着,可他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表露过对我的死的怀疑。我死了比我活着对他更有意义。而他也并不在乎我是不是已经真正死去。这是他对我的最大的恩赐。我猜想他一定非常理解我在任时所经历的一切困难。现在他处在同样的位置上,他肯定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当然以他的智力以及他对事物的看法,他会将一切都处理得很好。好了,还是回到我自己的生活中来吧。几个月之后,就不再有人来看望我们了,食品和消息也都突然中断。我们带来了足够的钱,生活当然没有问题。我也对消息失去了兴趣。我知道,到这时候,新的生活才真正开始。因为我们已经被人们遗忘了。我们将在这与世隔绝的状况中生活。这种生活持续了整整十年。昨天,我刚刚埋葬了我的仆人。他的离去将我们共同的生活带进了坟墓。

现在让我回到这十年之前的那一段时间里去吧。那时候我是这个省的总督。我的主要任务是保卫领土的完整和人民的安全。威胁来自海上。西班牙人已经在菲律宾安顿下来了,可谁都知道,他们的野心决不会安顿在那里。更直接的威胁是,葡萄牙人已经在澳门站稳了脚根。虽然他们仍然接受我们的管制,但这种管制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它正在蜕变成为一种交易。我与这些西方人没有任何接触,可我对他们却十分反感。我不太清楚这种反感是怎样产生的。也许是因为他们给我带来了一种危险的责任吧,一种既要亲善他们又要防止他们的责任。这种责任使我的地位变得非常敏感。每一个决定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考验。这种紧张的生活令我十分疲惫。

疲惫使我心灰意冷,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我想到过要离开这个敏感的省份,多次托我在朝廷里的朋友们为我寻找一个新的位置,但一直没有找到。我必须继续忍受这种疲惫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了那本在外面已经相当流行的小书。那本书令我突然亢奋起来。它使我作出了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现在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不仅仅它本身非常错误,对我个人的生活来说,它也是致命的一击。我想忏悔的并不是这个错误,而是我纠正错误的努力。我的努力并没有将错误纠正过来,或者说并没有使我象我开始打算的那样逃脱错误对我的损害。相反,它增加了我的错误的份量,在我已经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将我——那个作为总督的“我”置于死地。而我自己也被迫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在那本小书之前已经有两次事件在营造气氛,好象有意将我引向我的那个决定。首先是荷兰海盗在几次成功的袭击了葡萄牙的船队之后有些得意忘形,决定攻打几个葡萄牙人聚居的岛屿,这其中也包括了澳门。当地人听到这个消息,决定在山顶上修筑一座炮台。后来,荷兰海盗冷静下来,放弃了他们的计划,撤回到新加坡的外海上去了,炮台的工程也就停了下来。当时我的下属中流行着一种另外的看法,认为在澳门修筑一个军事设施可能有其它的用途,御防海盗恐怕只是一个幌子。因为工程后来停下来了,这种看法当然不能成立。可它的确引起了我的疑心。然后是当地中国人与葡萄牙人最近的一次纷争。中国人冲击了传教士们在附近一座小岛上新修的一个小教堂。中国人认为那是葡萄牙人修筑的工事。他们冲上小岛之后,发现那的确是一个教堂,但仍然放火将它烧毁了。这次纷争后来也得到了妥善的解决。那个小岛继续由传教士们占用,但岛上树起了一个显眼的标志,说明小岛是中国皇帝的领土。尽管冲突很快被平息下去,不安和警觉却留在了我的心中。经过这两次事件,我已经有了一种要出大事的感觉。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的副手将那本小书呈到了我的面前。

小书的作者是一位不太出名的绅士。他在书中激动地罗列了最近发生在澳门的一系列骚乱,然后将矛头直指当时正居住在那里的一位耶稣会传教士。这位出生在热那亚的意大利人身材魁梧,蓄着很威风的长胡须。他经常穿着中国绅士的服装在城里走动,十分引人注目。他还是城里唯一一个见到过万历皇帝的人。当地的中国人都认为这绝对不应该是一个西方人应该拥有的荣誉。这位意大利人了解中国的历史又熟悉中国的地理。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还精通中国的语言。据说他曾经协助那位被皇帝恩准居留在北京的更为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编撰过一部音韵字典,其中使用了一种很特别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这位身材魁梧的意大利人还曾经在南京居住,在那里与一些著名的绅士讨论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并深得他们的信任。这样一个人如果有野心的话,可能是什么样的野心呢?那本小书说这个人想成为中国的皇帝。一个了解中国的历史、熟悉中国的地理、精通中国的语言、并在中国各地拥有一大批追随者的身材魁梧的人想成为中国的皇帝,这听起来一点也不荒唐。据说他正在等待着一支从印度开来的舰队。舰队一到,马上就会爆发大规模的行动。

那本小书的确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它使我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正生活在历史之中。我已经听说大批的澳门居民已经开始逃亡。其中一部分逃进了广州。我没有给自己太多的时间去思考这场革命的可能性。书中的指控与我对国家越来越重的担心以及对西方由来已久的反感一拍即合。它让我立刻振奋起来。我迅速在广州附近集结了足够的军队。我又在广州城内张贴告示,严禁市民接待从澳门过来的人,尤其是西方传教士。告示也禁止一切与葡萄牙人的生意,还不允许任何人把粮食运进澳门。我还命令我的军队将广州朝向澳门方向的城门全部用石头和灰浆封堵起来。这一切都还算不了什么,它们还不至于让我蒙受巨大的风险。但是,我作出了一个更加冲动的决定,我下令拆除广州城墙外十公里范围内的全部房屋。我的军队总共拆除了近两千栋民房,有超过一万的穷人因此无家可归。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考虑,我担心有人会藏匿在城墙周围的民居里,那将使对广州的进攻变得轻而易举。我认为,要有效地组织起防御必须保证城墙外有足够的空地。在这一系列命令和行动之后,广州城里已经充满了战斗的气氛。而与此同时,皇帝也接到了我详细报告正在澳门策划的阴谋以及我采取的防范措施的奏章。但我的奏章没有引起他的注意。我早就听说我们的皇帝已经被传教士们送给他的自鸣钟给迷惑住了。那些能够制造出精巧机器的西方人在皇帝的眼里一定非常渺小,恐怕就象是他庞大帝国疆域内的几只蚂蚁。他根本无法相信他们会有取代他的野心。那本小书中的故事在他看来恐怕仅仅是贱民的想象,他一定觉得它非常的荒唐。   

我的奏章没有能够引起皇帝的强烈反应是我生命中最惨重的失败。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暗示。时间证明了皇帝的智慧。那位有篡夺帝位野心的意大利人整天郁郁寡欢,毫无动静,甚至连到教堂外走动的兴趣都没有了。而整个澳门因为缺乏粮食已经陷入了极端的饥饿状态。在广州城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聚集在一起,哭泣着他们的痛苦,要求补偿他们的损失。朝廷对此时的事态却反应强烈。许多人主张追究我的责任。

我之所以采取那一系列的行动,完全是出于我对国家承担的义务。我的动机是非常正直的。为什么要追究我的责任?又怎样追究我的责任?这是我感到极度痛苦的时刻。这时候,我多么希望真有一支西方人率领的队伍来攻打广州城呵。我希望有这样的进攻来验证我对事态的判断。我非常清楚,如果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在广州发生,就肯定很快会有重要的事情在我个人的生活之中发生。可是还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会在广州发生呢?正在我焦虑不安的时候,我的副手给带来了那个著名的案子。

一开始,我的副手就意识到了那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后来,他觉得事情有点难办。他说有人向他告发一个从澳门来的奸细和他的几个同伙。这些人已经潜入了广州,准备在这里组织一场暴乱。我的副手立即将这些人抓了起来。他发现那个奸细是一个正发着高烧的瘦小的修士。年轻的修士自称是第一个进入耶稣会的中国人。他的同伙是他的一个朋友以及这个朋友的两个侄儿。我的副手搜查了这几个人的行李,从中找到一些用拉丁文写的信和印的书,还找到几件葡萄牙式样的衣服。对于在广州组织一场暴乱这样重大的阴谋来说,我的副手认为,行李中的这些发现已经是相当充分的证据了。所以他立刻刑讯了这些人。他将他们的双腿用两块木板夹紧,逼他们平躺在地上,然后让人用重槌不断猛击木板。这些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可并没有改变他们最初的说法。他们说他们是从韶关下来的,而不是来自澳门。他们下来迎接正等待在广州的一位神父去中国内地巡视各地教会的发展情况。那个正发高烧的修士还拿出了一位大臣为他写的证明信件。这封信证明了他的身份以及他在中国活动的范围和目的。这封信令我的副手觉得事情有点难办。他马上停止了刑讯,将犯人押回牢房。接着他还听说此案的原告其实是这位修士的朋友,也曾经入过教,只因为这位修士拒绝了他借钱的要求,才借机告发了他。这一下,我的副手觉得事情更加难办了。

(也许我应该说明一下,在关于事件的叙述之中,我混用了“这”和“那”来指人指物指感觉。这是因为当我回忆事件的时候,它有时候离我远,有时侯又离我近。十年之后,我一直把握不住自己与整个事件的距离,我希望没有人会在乎我在忏悔时的这种混乱。这种混乱还将继续下去。)   

我坐在花园的石凳上仔细倾听我的副手陈述事情的经过。我知道他与我一样,急于想要证实的确有危险的事情将在广州发生。我们还需要证实我们前一段所做的一切都毫不过分。我们需要证实我们的正直。我们担心我们的城市(事实上也就是我们的国家)被人侵犯。我们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同时,我们也有足够的智慧,我们对事态的判断一点也没有出错。所有这一切我们都急于想要去证明。我知道我的副手跟我想得一样。于是,听完他的陈述之后,我非常肯定地对我的副手说:“从韶关来可能是谎言。证明信也可以伪造。那样下贱的原告,还留着他干嘛?”   

我的副手完全领会了我的意思。他将我们迫切需要的这个阴谋命名为“广州暴乱”。当天晚上,他把原告请到他的家里与他探讨有什么办法能够让那个奸细更好地招供。原告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我的副手在送走原告时很肯定地告诉他,他将得到一笔可观的报酬。充满感激的原告在回家的路上被一伙人用乱刀捅死,被塞进一只麻袋,被扔到了白云山里。   

第二天,我的副手再次提审那几个犯人。他已经不再犹豫了。他肯定地告诉那一伙从韶关来的人,他们无疑来自澳门,而他们的证明信是伪造的。我的副手严厉申斥那个修士,让他尽快交代他们准备在广州发动暴乱的事实。那个重病的修士低声争辩了一下。他说他的确是从韶关下来的,那封证明信也的确是真的,他说上帝不允许他撒谎。他的争辩给他带来了一阵鞭打。皮鞭抽打在他单薄的肩膀上。这时,我的副手突然示意停止鞭打,他很神秘地问:“你是不是买过药?”年轻的修士迟疑了一下,显然不大理解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对,我买过药。”他最后低声说。 “很好,你终于承认了。”我的副手接着问,“你们准备在哪里引爆?”年轻的修士恍然大悟,立刻争辩说:“我买了治病的药,不是……”他的争辩又给他带来了一阵鞭打。“我再问一次,你是不是买了药?”我的副手又问。“我买过,但不是……”年轻的修士昏迷过去了。“好,你们已经承认了犯罪的事实。”我的副手命令将犯人压回牢房,等待第二天的判决。他马上着手准备关于“广州暴乱”的奏章。在这份报告中,他提到了奸细已经承认在广州买过炸药的事实。   

第二天,我亲自提审了那几个犯人。我刚看见那个年轻的修士时感到了一阵难过。他只有三十三岁,看上去比这个年龄还要年轻。很快,一种极端的愤怒从我心中喷薄出来。那也许是对我心中那一阵难过的愤怒吧。我大声命令给他们每人一百鞭,要狠狠地打。那是我在提审过程中说过的唯一的一句话。我目睹着皮鞭抽打在他们的身体上,感到一种很深的快感。这种快感洗尽了童年时代起就一直依附在我心灵中的一种仇恨。那是对世界的仇恨。有一个冬天,我因为一个小小的错误被父亲关进一间漆黑的房子里,关了整整一夜。那一夜,我对世界充满了仇恨。我发誓要报复这个凶狠的世界。后来一帆风顺的生活使我淡忘了童年时代那个夜晚的誓言。当鞭子重重地抽打在那几个犯人身上的时候,我立刻重温了那一夜的仇恨。仇恨也才获得了彻底的释放,我也才感到了那阵很深的快感。   

接着,我的副手对犯人进行了宣判。那个年轻的修士和他的同伙被判处死刑。那个同伙的两个侄儿被判终身苦役。死刑定在第二天执行。而年轻的修士在当天返回牢房的途中就断了气。我的副手要求将他单独埋葬在一个废弃的矿井里,与其它死囚相区别,以便将来朝廷的人能够随时复查。他还要求就让年轻的修士带着枷锁,穿着囚衣下葬。他说对这样的暴乱分子就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羞辱他。我的副手将这句话也写进了关于“广州暴乱”的奏章。   

后来我听说在传教士中间,没有人认为这种下葬的方式是一种羞辱。相反,他们认为,这种受难的下葬方式是一个基督徒最高的荣誉。他们还发现他们的这一位兄弟遇难的时辰与耶酥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辰一致。他们相信这样的死是上帝的恩赐。当然他们并不会因此而放过我。虽然这样的死是上帝的恩赐,造成这种死的人决不是上帝的朋友,而是上帝的敌人。他们同样准备了一份详细的奏章,想通过他们在皇帝身旁的那些兄弟们进呈到皇帝的手里。   

这两份内容相反的奏章都还没有抵达北京,我的继任就已经从那里出发了。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我听说他也对几何学发生了兴趣。我的副手听到我的继任已经上路的消息就在家里服毒自杀了。我很清楚我的继任最初的使命就是彻底调查在澳门和广州发生的事情。当然,朝廷还不知道“广州暴乱”的情况。但毫无疑问,我们刚刚处理完的这个案子不仅不会洗刷我在处理澳门事务上所犯的严重错误,相反,它会加重我的罪名。“广州暴乱”会被当成是我的虚构(或者说我的又一次虚构)。大家一眼就能够看出我想借此逃脱前一次过错的动机。我必将受到双倍的惩罚。除了自杀,我还能够选择什么呢?   

我选择了自杀。可是与我的副手不同,我并没有因为自杀而死。死去的只是那个即将卸任并且一定要为两个重大的错误承担责任的总督。一切都经过了精心的安排。我在自杀身亡之后又活了整整十年。这十年之中,我的生活仍然由我的仆人料理。现在他已经不在了。我相信自己很快也会死去,因为我完全不会照顾自己的生活,一辈子都不会。在这十年之中,我经常会回想起自己作为总督的最后那几个月,想起那一场“广州暴乱”。我仍然认为我在读到那本小书之后采取的那一系列防范措施并不过份。我那样做完全是出于我对国家的责任感。那正好是我这个人正直的证明。我的错误在于当人们都认为那是错误的时候,我所选择的逃避指责的方式。那个年轻的修士的死当然应该由我负责。如果他不在那种敏感的时刻来到广州,他现在应该还活着。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在受刑时安详的表情以及我在他受刑时所经历的快感。我肯定是我造成了他的死。我肯定他是无辜的。我和他完全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面的人。我们只是在历史之中偶然相遇。可他为这相遇付出了生命。那个总督也为这相遇付出了生命。历史之中为什么要有如此残忍的相遇呢?历史又是什么呢?我后来常常思考这样的问题。当我读到那本小书的时候,我的精神为之一振,我强烈地感觉到了历史。而现在,经过这十年与世隔绝的生活,我才知道我原来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过是一种假象。时间变幻着这些假象。现在我肯定,其实历史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我们对于假象的幻觉。也许历史可以被看成是这些假象的垃圾堆吧,那里散发出人类生活的恶臭。

有一次,我的仆人问我是不是愿意回广州去看看,他说危险早已经过去了,人们已经不记得我们了。人们的确早已经忘记那个自杀的总督了。这正好是我不愿意回去的原因,因为人们已经失去了对我的记忆,已经无法从人群中将我辨认出来了。我为什么还要回去?现在我甚至觉得,我为自己延长的这十年的寿命也毫无意义。除了游戏之外,我的生活之中什么也没有发生。每天我们都在虚构中游戏,在游戏中虚构,故事维持着我们的生活。真的,现在我觉得,我真的应该在十年之前与那个自杀的总督一起下葬。   

现在我已经非常虚弱了。我知道我的生命不可能再持续多久。我不知道黑夜是什么时候降临的。现在我完全笼罩在黑夜之中。我在黑夜之中继续写下我的忏悔。我没有丝毫的恐惧。我突然又想起了童年时代的那个夜晚,我被父亲锁在一间漆黑的房子里。那时候,我对黑夜充满了恐惧。因为那种绝望的恐惧,我甚至发誓要报复这个世界。现在,我竟对黑夜充满了感激。现在这无边无际的黑夜竟是我的需要。它给我带来了从没有过的平静。我希望它不再离开我。我希望它用力包裹着我,使我不再受阳光的侵扰。我甚至希望它能够将我吞噬,让我永远逃离过去的伤害。如果神能够接受我的忏悔,它就应该用永远的黑夜来证明它的恩典。

真的,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写下去了。我应该马上结束我的忏悔。我要向曾经迷惑过我的语言告别。我已经没有力气再一次深入到它的体内,从它细腻的颤动中获得难以忘怀的快感。我要躺下来了,我要在这无边无际的黑夜之中躺下来了。

07
Jun 05

你丫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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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96
【人物】张元
【作品】东宫西宫

《东宫西宫》,导演张元,主演司汗、胡军、赵薇。1996 年发行,大陆遭禁。故事改编自王小波的同名小说,同性恋作家阿兰在公园“活动”时被警察小史发现并带回派出所受审。阿兰在自己的回忆与警察的侮辱中爱上了小史。

事实上,这应该是本不错的电影。审问过程中警察和同性恋的对话着实有趣。小史像审讯常人一样开始了问话,而作家也如写作般开始了爱欲的叙述。对往事的流连频频被年轻警察粗暴打断,在鄙视、厌恶中,作家发现警察小史对他的拘留竟是自己一直的梦想:“一个高大英俊的警察抓走了我”。他旁若无人地沉湎于回忆。“ 死囚爱上了刽子手,女贼爱上了衙役,我们爱上了你们,难道还有别的什么选择么?” 电影中的同志作家深情如是说。作家锲而不舍地描述一次又一次奇异的经历,而警察小史在一次又一次瞠目结舌后,继续他的严厉、粗鲁和侮辱。作家不断的追述最终被暗示成了黑夜中的一句”我爱你”,这也导致故事有了个不大不小的高潮结局。

电影在技术上也毫无问题。流畅的剪接有效地模糊了主人公意识与现实的界限,作家充满快意的回忆极其自然地滑入了现实中小史无情的喝斥和拳脚相加。主客体的错乱和混淆实现了类似癔症的表达,情人的手变成了警察的手,S/M的掴掌化作现实中小史的虐待,昆曲里的女贼亦是作家意识中的自己等等,它们合二为一了。由影像和声音交替叙述出的破碎回忆,比如童年对警察的幻想,中学时的“公共汽车”女生,和各种光怪陆离的性经历都被导演镇静地处理掉了。张元的手法一如传统东方导演,含蓄暧昧,不动声色地完成了易装、S/M、Fetish 这些一不留神就会拍成A片的话题。此外,戏剧化的对白,多角度灯光营造的昏黄色调,昆曲的流转以及各种小声响的应用,都顺理成章地将影片朝着戛纳之类的审美标准推进。

我是不喜欢王小波的叙述语气的,何况张元又在电影里生动地再现了它。可在看一本苦闷电影的期望下,却听到了大量有趣的对白直到爆笑,这倒是意外的收获。片中小史将易装癖和同性恋混为一谈,被同性恋作家严肃而深情地指出,并苦口婆心:“不,我们不一样。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不同的主题,我们的…” 遂被警察粗暴打断:“你丫的主题就是贱!” 字幕竟然把贱翻译成了despicable!天知道那些欧洲人怎么才能把despicable理解出贱的意味来…

不管怎样补课算是补完了,尽管这类题材的电影我还是喜欢奔放一点比如阿尔莫多万的,但好歹我能不费力气地听懂贱和你丫而不用去钻研”despicable”,实为国语电影的一大妙处。不过倒着想,我也一定把搞笑当深刻地误解了很多非华语电影,顿时懊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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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orm is finally over, the sky wild and exhausted. We went up to the observatory and the gods were with us. They gave us the most beautiful rainbow i've ever seen. I closed my eyes and cried.